兀坐书林自切磋，阅人应似阅书多。
未知买得君书去，不负君书人几何？
——危稹：《赠书肆陈解元》
这几句叶德辉转引的诗行，见于其《书林清话·书林余话》（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1版，299页，12．50元），本系宋人对临安业书者续芸陈君的感慨，也寄有历朝士林读书阅世的意愿在内。曹聚仁无疑对此深有体悟。他的聚书经历，与叶著所辑诸多藏书悲剧，很是有些相近。他自己有言为证：
我生平积的第一批破书，该有三万多册，都在“一·二八”战役连着近二十万张索引卡毁掉了。第二批破书近二万册，大部分也在“八·一三”战役后散失，最珍贵的部分，都在金华家中被烧毁掉的。在港二十年存积的破书，这是第三批，敝帚自珍，真是万金不换。
聚散相依，任何藏家搜罗之初，或许就都蓄有如此远见。曹氏藏书的运命，比之于叶氏记载，甚至可说更惨。那书里的雅人文士，亲睹旧藏散失者，毕竟不是太多。活时不见己藏星散悲剧，他们当然是幸运的。后人罄售先祖积累，心痛的只有局外人。曹聚仁写下前述痛语，当时况味若何，委实不难悬揣。相对仅遗书目行世的藏者而言，亦藏亦撰且著述甚丰的曹氏，又应自觉运气和骄傲。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（曹聚仁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1版，1996年2月第4次印刷，462页，17．80元）的校订者章念驰（章曹两家文墨因缘，柳苏先生笔下有录：“曹聚仁早年听章太炎做国学十二讲，详细记录，整理成为《国学概论》一书；而现在这本曹聚仁的《国学十二讲》，却有章太炎的孙子章念驰增订整理成为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。这中间，相隔了一个甲子——六十年。章念驰说这是历史的巧合。实在是文坛佳话。”），早就讲得明白：“五十年来，他写了三、四千万字的作品，七十多部编著。他虽然不是一个专治国学的学究，但他对于国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。”但讨论他的生平著作，其身后散篇逸文的汇集《书林又话》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，631页，30．00元），定当不可遗漏。
拿书话撰写绳尺来衡量，或者比之《书林清话》，“又话”文体尤见多变。况且作者已有声明在先，他无意重蹈前人路径。他早年印行“新话”，即开宗明义说，“湖南叶麻子德辉，他曾写一本谈版本源流的书，题名《书林清话》，那是一本好书。我可要交待一句，我的《书林新话》，并非《书林清话》的续篇，也无意于版本源流的考订的。”他避琐细而取大局，则是因为更愿以“史人”眼光，遍览天下群书。但凡月旦人物，敷衍文章，他都以见证人的资格，力陈己见不加讳饰。虽说他也有局限和偏见，可从后来者角度观之，却又足具参证功效。集内六辑文字，既有书评、回忆，也有诗文理论。初读甚觉驳杂，缺乏体系。其文多载报章专栏，囿于时间和篇幅，他无法像职业书评家那般克尽厥职，对每部作品都条分缕析，点面尽有公论。他有时立论，竟也只攻一点，不计其余。可他之所以及今仍有读者，则是源于他的公正笔录。举例说，他鉴赏蒋碧薇回忆录，就褒贬适当，话不轻言（他无疑牢记宗师太炎先生训诲，“上不徒守文，下不可御人以口”）。他文中写道，“她是恨透了徐悲鸿，把悲鸿的阴暗面都勾了出来，所以很精彩。到了她来写张道藩，要把张氏打扮成正人君子，多情多义的张公子，就有点肉麻当有趣了。国民党领袖的幕府中，未始没有人才，大多是奴才；而奴才气氛最浓的，便是张道藩。她不把那奴才的嘴脸勾画出来，如何能使人看了有印象呢？”（页132－33，《蒋碧薇的败笔》）说及钱穆，他的批评颇不客气，“本来，我以为钱宾四的《国学概论》总该十分出色了，那知也平平无奇。”（页3，《书架》）再比方，他论以“万有文库”风云一时的王云五，就让人丝毫觉不出那位出版家的可敬和可尊。他以讥刺的口吻说：“那位仕而优则商的王云五大老板，他重新回到商务去扩展业务，有了好几项德政：乱改著作人姓名，一也。翻印古书古本，而且中国古书，只有商务一家可翻刻，别家翻了，他就要提出控诉，二也。他回到了商务，就变成了学者和圣人，三也。”他甚至断言，“王老板写了那么许多书，我看不到那一本是可以传世的，虽说，他控制了一家大书店，《东方》杂志会用四号字刊他的文字，只作覆瓿之用耳！”（页15－17，《书林扬觯》）这话说得似乎太刻薄，因为今日撰著商务历史，还是少不了要参考王“大老板”的忆旧谈往篇章。不过，就像看不到胡兰成的《今生今世》，也少有人得睹台北商务版的王氏《岫庐八十自述》。两岸交流倘若畅通，“阅人应似阅书多”就更易落实了。“尽信书不如不读书”的见地，与其本意是相通的。
这部大书读起来很轻松，但拿在手中却稍嫌沉重。鉴于末辑《阿涛叔父》，是曹“最早写的自传”，“这个故事的末尾，就该接上他的自传《我与我的世界》了。”因此，以我私见，代父编书的曹雷女士，倒不如索性将它与那本未竟之作合编，另出专书。反正早先人民文学版的那本，绝迹书市已久，今日搜求甚是不易。
 |
